深入理解“敬業(yè)”精神？

這是本課的一個難點。我們可以結合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特定背景，來領會梁啟超提倡“敬業(yè)與樂業(yè)”的良苦用心。

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是一種有等級色彩的文化，中國人的職業(yè)觀向來是“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”，人們的讀書目的又是“學而優(yōu)則仕”，“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這種官本位的文化，極度蔑視普通職業(yè)、尤其是體力勞動，人們紛紛以出人頭地、顯親揚名為人生價值的實現(xiàn)。

因此，梁氏的“敬業(yè)”說，有著矯正世風、改良國民性的積極作用。

但他在論證“敬業(yè)”的必要性時，有兩點可質(zhì)疑處：

其一、為什么人必須為勞動而生活？為什么“勞作便是功德，不勞作便是罪惡”？人類或個體的生活，并不都是只有“勞動”，“休閑”也是人生的重要內(nèi)容（這里的“休閑”，不只是狹義的吃喝玩樂，還包括精神享受）。而且，隨著社會的發(fā)展，休閑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，還在不斷提高�！皠谧鞅闶枪Φ�，不勞作便是罪惡”，是鮮明的基督教新教倫理（參見馬克斯·韋伯的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）。事實上，正如“人不是為吃飯而生活”一樣，人也不是“為勞動而生活”。如果說，馬克思所說的克服了異化的勞動，具有人類解放的意義，那么這種意義也是梁啟超這里未嘗論及的。

其二、人既然是社會動物，其職業(yè)地位、從業(yè)心理就不可能不受社會環(huán)境的制約。在特定時代，拉黃包車的，即使再敬業(yè)，也要飽受欺凌、困苦卑賤（如《駱駝祥子》中的祥子），與大總統(tǒng)的生活判若天壤。這時候，要求拉黃包車的要安心拉車、樂于拉車，可能嗎？合理嗎？是否有“維護既有的統(tǒng)治秩序”之嫌？梁啟超認為，當木匠與當政治家、當挑糞工與當軍人，“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”，更有無視階級鴻溝的傾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