鑒于王說存在著如上所說的一類無法消除的可疑之點，因此現(xiàn)今便有不少人同意清代一些人（如趙翼、沈欽韓等人）就《報任少卿書》的寫作時間所作出的論斷：這封信不是寫在太始四年十一月，而是寫在征和二年十一月。近年來，雖然也仍有人寫文章為王說辯護，力圖證明王說的正確，但他們的文章也并不能消除王說存在的那些可疑之點。（陳盡忠在《廈門大學學報》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上發(fā)表的《釋〈報任安書〉的幾個問題》一文，黃振民在《北京師院學報》1981年第4期上發(fā)表的《〈報任安書〉寫作年代辨》一文，都是重申王說正確的文章，他們的文章對我們研讀《報任少卿書》是有幫助的，但在我看來，也都還有值得推敲之處。）我在這里從語言運用的角度，就《報任少卿書》的寫作時間問題，發(fā)表了如上的看法，只是希望能有助于這個問題的解決罷了。今人楊伯峻先生在其所撰《列子集釋》一書的《附錄三·辨?zhèn)挝淖州嬄浴分惺杖肓俗髡咦约簩懙摹稄臐h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──〈列子〉著述年代考》一文，認為“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的真?zhèn)我约八膶懽髂甏鷳撌强茖W方法之一”，“從語言上著眼，不僅可以鑒別古籍的真?zhèn)�，審定它的寫作年代，還可以從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貫或者國別”。我在這里之所以企圖從語言運用的角度去論證《報任少卿書》的寫作年代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楊伯峻先生啟發(fā)的結果。
（二）
《報任少卿書》究竟是一篇什么樣的“奇文”呢？這是筆者在這篇文章中要論及的第二個問題。
在我看來，這是一篇足以使司馬遷“復生”的“奇文”。司馬遷不是一位“古人”嗎？死了的人又怎么可以“復生”呢？魯迅先生在《為了忘卻的記念》一文的結尾曾這樣意
